贸大实践微信 贸大实践微博 贸大实践人人
当前位置: 首页 > 通知公告 > 内容列表

媒体|转自解放日报等:陕西首推84名“高级职业农民”,农民不是身份而成一种职业

发布日期:2014-12-10 21:15

陕西首推84名“高级职业农民”,农民不是身份而成一种职业

■当地称培育职业农民实际是建立一项农业人才管理制度 ■职业等级分初、中、高,要具备相应文化程度和经营管理能力



    □晨报特派记者 张 源
  陕西杨凌报道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于“三农”问题的一段表述。中国有7亿农民,但一直以来,在国人熟悉的语境里,农民并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词语,往往是贫穷、落后群体的代名词。也正因此,11月底,陕西省认定首批84名“高级职业农民”的消息,一经媒体报道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人们不禁要想,职业农民与传统的农民到底有什么不同?传统含义的农民一词,会不会在中国不远的未来,彻底成为历史名词?

  带着这个疑问,晨报记者走访了多位“三农”领域的采访对象,希望探寻到相关答案。

  力争建农业人才管理制度

  11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其中特别提出要“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而后,陕西省认定首批84名“高级职业农民”的消息,经《人民日报》报道后广为流传,职业农民这个词开始逐渐升温。

  事实上,陕西省作为农业部确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全省推进省份,从2011年至今已先后认定各级职业农民数千人,首批84名“高级职业农民”的认定结果,也早在今年6月就曾在陕西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分管职业农民培育的陕西省农业厅副厅长杨效宏坦言,培育职业农民,是为了能有效地破解当下“谁来种地”、“如何种地”这两大难题。今年,陕西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目标是1.5万人。杨效宏说,到2020年,陕西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万人。

  “各行业都有其人才管理制度,农业没有。教师、医生、记者等都有职业资格,农民为什么就没有?职业农民的培育实际上就是建立一项农业人才管理制度,这是中国‘三农’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只有建立起农村人才管理制度,才能更加有利于激发农业发展的内在活力。”在杨效宏看来,培育职业农民是一项立足于探索农业人才管理制度的经济活动,根本目的是发展现代农业。

  职业农民分5类,3个级别

  什么样的农民,才能被称之为职业农民?

  按照陕西省目前实施的职业农民相关规定,新型职业农民被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和新生代型四类。等级则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按照要求,职业农民评定的年龄范围在16岁至55岁间,并具备相应的文化程度,收入主要来源必须是农业方面。初级职业农民的收入,要达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至10倍,中级达到10至20倍,高级达到20倍以上。

  除此之外,职业农民还要具备现代农业理念知识和专业技能,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应对市场变化能力要强,实践经验要丰富,能够掌握先进生产经营模式,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具有示范带动效应。

  陕西省农业厅科教处的负责人称,培育职业农民绝不等同于以往的农民技术培训,是“升级版”而不是“加强版”。“目前的难点在于,全社会职业农民培育的氛围还没有形成,特别是部分市县一级农业负责人员,本身就对职业农民的概念不清晰,对其意义认识不清楚、不到位。”

  传统农民形象随之改变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农民一词却并不光鲜。尽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农民却始终包含着文化素质低、生存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收入没有基本保障等多重含义。在很多年轻人眼中,农民几乎就成了贫穷、落后、偏远的代名词。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为改变命运,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这个称谓也由此诞生。虽然诸多有识之士反复指出农民工一词包含着对这些来自农村的特殊劳动群体劳动权利缺乏尊重,也已经意识到农民工一词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终将成为历史,但多年来由此引发的非议却一直言犹在耳。

  陕西力推新型职业农民的消息传出,对于农民的职业讨论,也随之成为热点。农民作为以往主要按照户口和身份来进行界定的劳动者,其评判的标准已经发生改变。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以往大多数人脑海中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也随着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和曝光,开始有了改变。

  [专家观点]

  陈时俊:同济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职业农民不能只停留于学者概念

  同济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陈时俊这几年跑了上百个农村,对于当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身份问题,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传统的‘农民’概念,基本都是说那些出生在农村的,没有其它出路的,在自家那几亩土地上依靠自产自销维持生计的人。这个概念是很‘土气’,而且已经过时了。”陈时俊说,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适度推行,大资本很可能在未来5年后大规模进入农村,今后的农业生产模式,就会变成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加职业农民的组合。

  “农民身份的区域性发展特征很明显。以上海为例,周边很多农民都在参与农场经济,这些人作为农场职工、企业职工,好像已经跟农民区分开了,但其实他们也都是农民,从事的是农业生产。新疆的棉农,有很多则是来自河南的工人。而在欧洲等发达国家,传统的农民其实已经所剩无几了。”陈时俊说,随着现代农业、设施农业的发展,一些掌握特定农业生产技艺的人,都可以称之为职业农民。

  “这是一个发展方向,但要想一瞬间就大幅度提高职业农民的水平,并不现实。”陈时俊坦言,职业农民是一个新的提法,这个概念绝不能仅限于官员知道、学者知道、媒体知道,真正的受众、广大的农民却不知道。“落脚点还应放在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上,同时为农民尝试新技术时所承担的风险进行兜底,拓宽农产品的附加值。”

  [新闻背景]

  “三农”问题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土地安全,历届中央领导都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

  2004年至2014年又连续十一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确定,进一步解放思想,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高级职业农民马新世

  “以后的土地必须要有文化的人去种”

  黝黑的脸庞,结实的身体,说起话来却温文尔雅,这就是马新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有人喊他马总,有人喊他马所长,熟悉他的瓜农则叫他老马。今年53岁的马新世,从记事起差不多就一直在跟瓜打交道,儿时在瓜田里摸爬滚打,而最近的三十年,致力于培育优质的西瓜、甜瓜品种。

  马新世是土生土长的杨凌人,如今也是杨凌大名鼎鼎的人物。马新世拿过很多奖,也上过很多次电视,但能成为陕西省首批认定的84名“高级职业农民”之一,还是让他非常兴奋。“陕西一共推荐了300多人,一次集中考试就刷下去200多人。”马新世回忆职业农民认定的考试时说,考得内容基本都是关于种植、防病等基础内容,“必须是干过农活的才能知道。”

  1993年,杨凌成立一家民营的西瓜蔬菜研究所,马新世任所长,这也是他如今任董事长的杨凌千普农业的前身。马新世领衔的这一团队,培育出的西瓜品种在全国排名前列。马新世也曾当过6年的民办老师,但他却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在瓜田里忙活,教师的工作也就不做了。“农业是一个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没有对农业深深的热爱,是很难在农业这条路上坚持走下来的。”

  “农民是一个很光彩的身份,所有人在餐桌上都要跟农民打交道。”尽管马新世已经是一家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了,但他依然坚称“我就是个农民”。2008年时,陕西省一位领导向马新世讨教在地里种瓜种菜的技巧,还邀请他去上门指点。这位领导在自家院子里开了一小片地,闲暇时就下地干些农活,马新世就帮他规划种了韭菜、蒜苗、黄瓜等品种。看着这位领导换下皮鞋穿上旅游鞋下地干活,马新世说这段经历对他触动很大。“职业农民只是一个关乎职业化、专业化的概念,跟身份的尊贵没有关系。”

  “农业不像工业生产,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工业上可以调整,但农业则是全部白忙活。”马新世对于农业劳作的辛苦深有体会,他也见过太多农民一年辛苦劳作下来,却因为一场天灾而颗粒无收。“以后的土地,必须要有文化的人去种,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把效益做到最大。”马新世说,当下只会一把尿素、一把化肥的种地方式,已经远远落伍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正在不断提升,对于农民的综合素质要求也随之升高。“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回归农村,回归农业的。”马新世很乐于资助一些大学生回农村发展,看到这些年轻人能喜欢农业,他也很欣慰。

  ■“十大名村”南街村党委办主任段林川

  “改变农民与非农民区别要去掉‘农’字”

  “为什么就不能把‘农’字去掉?”河南省南街村党委办主任段林川用中气十足的一口地道方言说。已经74岁的他,对于别人时常误以为他只有50多岁很是自豪。有着“共产主义小社区”、“红色亿元村”之称的南街村,如今的食品加工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尽管前些年对于南街村的发展也有过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十大名村之一,南街村富了。

  “你到我们村里看看,住的都是楼房,用的都是中央空调,跟城里人吃住都一样,我们看病还全额报销,我们哪一点比城里人差了?”段林川早就不再将南街村当之为“村”了。“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农民和工人,这三大差别,早晚会被消灭。”段林川这段话说的掷地有声,也颇具理想主义色彩。“以后社会上,就不会再有什么农民和非农民的区分了,大家都一样。”

  关于职业农民的提法,段林川也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个说法,还是取消不了‘农民’这个头衔。要改变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区别,还是要去掉那个‘农’字。”南街村的富裕依靠的是村办企业的发展,村里人如今也都是领着工资的产业工人,从事的是工业生产,对于“地谁来种”这个问题,段林川的回答很是干脆:“集体来种。你没时间,集体来给你种。”

  段林川对于数十年来每一任国家领导人对于“三农”问题发表过的观点都能熟记于心,也坚信南街村能发展到今天与紧跟中央步伐息息相关。但段林川也承认,以往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飞跃的农村,大多是依靠发展乡镇企业,但这种模式却未必能够照搬。“你有什么,就搞什么,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一门心思的办工厂,办垮台的例子太多了。”就农业生产本身而言,段林川说还是要合理的通过经济作物、现代化的设施农业来搞生产,有旅游资源的,也应该发展乡村旅游。“南街村搞的是食品加工,我们依托的也是农业生产。有这个心,有先进的工艺,就肯定搞得成。”

  提及当今社会“农民”一词所代表的社会形象,段林川也承认“农民”以及由此衍生的“农民工”,都不是很受人尊重的群体。“根源上还是资源享受的不平均,如果大家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资源享受的都一样了,这个'农'字自然也就去掉了。”

  ■“全国十佳小康村”张墩村村支书林启兴

  “农民更看重实际问题的解决”

  福建省南平市张墩村刚获得“全国十佳小康村”的荣誉称号。与其余获奖的村相比,张墩村的财政收入要低上不少,他们得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村里的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张墩村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像大多数小康村那样源自乡镇企业,而是依托于农业生产。村支书林启兴一说起村里种的葡萄、玫瑰以及引进的园艺植物,就很是自豪。对于职业农民这一概念,福建也不像陕西这般广为流传,但对于培育职业农民的核心,林启兴也有自己的观点。“老百姓看重的东西都很实际,没有实在的优先权,积极性也很有限。”

  林启兴说,张墩所在的顺昌县也时常会给农民搞一些相应的培训,但都会结合每个村子不同的特点。

  张墩的村民很多都种植葡萄,家里也会酿一些葡萄果酒,搞的培训也大多与此相关。“其实农民最在乎的,就是村里、镇里、县里能帮他们解决哪些问题,比如经济作物的合理引进,市场销售渠道的开拓等。”

  张墩村的年轻人,有不少都选择留在村里发展,而不像很多偏远乡村那样外出打工。要留住人,林启兴的思路就是把自己村子的经济搞起来。“只有村里的人经济条件好了,走出去才会觉得腰杆硬。”

  [采访札记]

  大学生与职业农民擦出火花

  在查阅职业农民的相关资料时,记者无意间看到一篇发表在互联网上的日志,标题为《职业农民,谁的中国梦?》,是一个署名为“寻秦记小组”的大学生团队赴陕西杨凌实地调研职业农民推广的总结记录。几经辗转,记者找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大三学生林惠,她于去年8月带领一个由8名大学生组成的社会实践小组前往杨凌,进行了大约一周的调研活动。

  “去之前我们8个人对于‘三农’领域基本都没什么概念,可能印象里农民还是那种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林惠之所以选择职业农民这个题目进行调研,是觉得这个提法非常新颖,杨凌作为农业高新示范区又极具代表性。“这次调研刷新了我们原本对于‘农民’一词的认识。我们接触的职业农民,不仅掌握纯熟的农业技术,而且非常有经济头脑,很懂市场营销的手段。总而言之,接触下来,‘农民’ 在我们脑海的形象变得‘高大上’了。”

  这8名大学生在杨凌针对职业农民的调研,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通过大量的走访获取第一手的材料。与记者在杨凌街头的随访一样,他们接触的很多杨凌普通民众,对于职业农民并不十分了解。这些普通民众对于这一项目推进最为关心的内容,则是评上职业农民后能得到哪些实惠,比如在贷款问题上是否具有优先权。林惠告诉记者,他们经过调研后非常认同职业农民这一提法,不过对于这一概念的普及程度,发现有些“不接地气”。

  “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可能不会清楚职业农民是什么,为什么有职业农民,他们想知道的是职业农民有什么好处,如果能够帮助他们的生产,提高他们的收入,那么就去参加职业农民培训吧。而对于基层的政府工作人员来说,这是国家的政策,这是上级的安排,这是部门的工作,那就去组织职业农民培训吧。”在林惠和她的团队看来,在这样一个所有人都有资格做梦的时代,每个人的梦想不尽相同,但对职业农民的探索,也给了很多人美梦成真的可能。

  “三农”问题之中的“农民”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解决,不是简单地“进城务工”、“增加收入”。因为,“农民”不只是“农业生产者”的职业符号,而是一种依出身而确定的“身份”符号,“农民”做了工人还是“农民工”,成为企业家也是“农民企业家”。因此,职业化,可能不失为中国农民出路的一种选择。但是,“农民”身份的改变,必然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重大改革,任重而道远!


来源:
解放日报、新闻晨报: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4-12/10/content_46153.htm






踏上征途,扬帆启航